吴铭·-12-14·来源：立寒秋
郭老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至今史学界恐怕难有望其背项者。陈寅恪妄称“大师”，其史学功底，远远不及郭老。恐怕与一个历史老师的要求，也还有很大的距离。从关于李白身世、种族的考证情况看，这应该是铁论了。
吴铭：怀念郭老
梁任公说，善抄书可以成创作。我也用梁任公的办法创作一篇文章，以纪念郭沫若同志。
郭沫若同志在戏曲、文章方面的才情，耳闻一些;在历史学方面的传奇，也只是听说，不曾目睹。偶然得到郭沫若同志名著《李白与杜甫》一书，看到关于李白身世、民族的考证，禁不住大为赞叹。
内中写道：
“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
“出处见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唐代宗初年曾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于是李白已死)。新墓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在李白死后五十五年。其文有云：”
……(碑文略)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年)。《碑文》既标明‘隋末”，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不是焉耆碎叶(第3页)
接下来是郭老关于两处碎叶的考证，甚详，此略。
“以上根据李白的自述和口授，他确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第5页)
接下来一段，是对所谓“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陈寅恪的严厉批评。概括来说，陈寅恪认为李白出生地并非中亚碎叶，并认为是李白是“西域胡人”，不是汉族人。郭老批评陈寅恪治史极不严谨，史识肤浅，在李白身世、种族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严谨地考证了李白就是中亚碎叶人，而且是汉族人，并非“西域胡人”。
先看郭老批驳陈寅恪在李白出生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但关于他的先人之所以移居到碎叶的经过，在三十五年前，陈寅恪发表过《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清华学报》十卷一期，年)，认为是完全出于‘依托’，也就是说，李白扯了一个弥天大谎。是否这样，值得加以检核。”(第6页)
“陈氏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看到在‘安西大都护府’下有‘碎叶城’，而在‘焉耆都督府’下又有‘碎叶城’，他把两都完全合而为一了。他也看到‘条支都督府，领州九’，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因此他便十分含混地得出一个结论：”
“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依托，不待详辩。”
陈寅恪的这段话，错误百出，郭老对此进行了批驳。
郭老评论：“这是显然把中亚碎叶误认为焉耆碎叶。”(以上第6页)
“焉耆碎叶筑于高宗调露元年(年)，不仅太宗贞观十八年(年)平焉耆时还没有，即高宗显庆二年(年)平贺鲁时也还没有。陈氏对于条支的地望，也置而未论。前提非常含混，而结论却十分武断。陈氏认为‘不待详辩’，其实是很值得加以‘详辩’的。”(第6页)
……
“其实，凡古时凡汉民族居地移住外域，便说为窜谪或降居。……中央亚细亚在隋末即使尚未内附(其实在汉代，康居、月氏等地早已和汉室相通了)，商旅往来有‘丝绸之路’畅通，李白的先人要移居碎叶，有何不可能?”
“而且在唐代也并不曾把伊犁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唐代的窜谪之地主要是岭南或者贵州、四川，把伊犁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第7页)
接下来，郭老批驳陈寅恪在李白种族方面的错误认识：居然说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
“但疏忽和武断的惊人处尚不仅这一点。陈寅恪认为当时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因而把西域和中国对立，他不相信李白先人西迁，‘隐姓易名’，入蜀后改还原姓的说法，肯定‘太白入中国后方改姓李’;于是进一步做出极其奇异的判断，说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第7页)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原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无疑义矣。”(引陈寅恪语，第7页)
郭老批评如下：
“毫无确凿的证据，而却断定得如此坚决。这惊人的程度，可算又进了一大步。当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有不少的西域胡商或传教者来内地活动，内地也有不少商人流入西域。陈氏为了证成其说，他举出了三两个例子，表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但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自己之必为‘西域胡人’，有何逻辑上的必然性呢?”
“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时年已五岁，何以这位“胡儿”能够那样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汉族的文化?
……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理应对于胡族应该有一定的感情。但他在诗文中所表现的情趣却恰恰相反。”(第8页)
接下来考证了李白对权倾一时的唐代名将、西域胡人哥舒翰的鄙视，“显然没有把哥舒翰看在眼里”，侧面表明李白并非胡人。
接下来引用李的诗，从诗中对胡人象貌的描写及态度，侧面考证李白是汉人，不是胡人。
“李白的诗虽然画出胡人面貌，而他对于这种面貌的品评却是‘诡谲’二字，说它奇怪得出奇!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他正应该把这种面容看作正常，或者不那么奇怪。然而不然，这就恰恰从反面来证明：李白肯定是汉人，而决不是‘西域胡人’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陈寅恪关于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第10页)郭老用10页纸，反驳陈寅恪在李白出生地、种族问题上的瞎说，至此结束。
郭老的《李白和杜甫》一书，出版于年，写作应该早于这个年代。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之际，李白也了两国争夺的关键历史人物。李白的出生地和民族，成了证明李白是中国人而非苏联人的重要证据。郭老反驳陈寅恪关于李白出生地和种族的错误结论，其实是中苏斗争的组成部分，自然就具备了政治上的意义。
郭老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至今史学界恐怕难有望其背项者。陈寅恪妄称“大师”，其史学功底，远远不及郭老。恐怕与一个历史老师的要求，也还有很大的距离。从关于李白身世、种族的考证情况看，这应该是铁论了。
自从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出，关于李白的身世、种族之争，嘎然而止!或许是笔者眼界太窄，再也没有见过陈寅恪及其门人的反驳。看来，他们是接受这个结论了。
郭老，因为一生追随毛主席，因为是中国文艺革命的一面旗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毛主席、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备受抹黑、诬蔑、歪曲之际，郭老身后自然难以幸免。但，即使是“难以幸免”，也还是未见有人反驳郭老关于李白身世、种族的结论。看来，郭老的结论，还真是铁论了;陈寅恪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打了败仗，是翻不了案了。其实，如果陈寅恪诸人如果在关于李白身世之类问题上，与郭老一见高低，我倒会佩服他们。
因为陈寅恪在李白身世、民族问题上的荒谬结论及所呈现的其治学方面的粗疏草率，被吹捧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的的确确极其“名不符实”!不光陈寅恪很丢脸的，吹捧者同样丢脸，斯文扫地。
在郭老名著《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前面，有毛主席的以下三段语录，我觉得可以给那些整天哭着喊着要“弘扬传统文化”“激活传统文化的活力”的人看看：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郭老的著作因为刊有这三段话，自然成了“众犬齐吠”之的。
一个李白身世民族的考证，传说中的陈寅恪大师犯了如下错误：
不知道唐代有两个碎叶城;误把中亚碎叶当作了焉耆碎叶;不知道古代汉民族移住外域便说是窜谪或降居;误以为窜谪就是受皇帝贬谪;不知道唐代的窜谪地是岭南、贵州、四川，误把清朝的窜谪地新疆当作了唐代的窜谪地，进而误以为李白家族窜谪西域不可能;居然误以为西域和内地毫无关系;居然把西域和中国对立;居然不相信李白先祖西迁;居然说李白不是汉是而是“西域胡人”!
超级大历史学家，你的历史是怎么学的?犯了如此错误，而且还是专业领域的常识性错误，情何以堪!真的很对不起“史学四大家”等等名号。
既然不能在李白问题上翻案以挽回陈寅恪的史学名誉，那就只能尽量抹黑郭老，压低对手，以彰显陈寅恪的高大!这大约也是高级人物所能想出的一种至高策略吧。
再说几句，郭老逃难日本期间，也就是利用业余时间，找几本书看看，居然成了甲骨文研究的“四堂”之一，即郭鼎堂，大名鼎鼎的“鼎”，堂堂正正的“堂”。陈寅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条件、研究条件比郭鼎堂要强过百倍，你不搞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搞搞甲骨文之类的学问，搞出个“四堂加一恪”之类。不知道号称“前辈史学四大家”“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的陈寅恪留下什么东西，可供我等后人学习。
可惜，郭老已逝，妖魔乱舞。
痛哉!
流言及真伪：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吗？旧报刊剪辑前天
源自：《中国文学批评》年第2期，作者李斌，
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学、史学、考古学、翻译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成就，在20世纪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饱受争议，不同知识背景、人生经历和学术立场的人，对郭沫若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郭沫若研究界，对于郭沫若的思想和人生选择也存在诸多分歧。通过近年来的研究，笔者对郭沫若的思想和身份形成了三点基本认识。首先，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诗人，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翻译过程中，他以列宁学说和苏俄道路为参照，批判了河上肇的观点，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不久，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经过实际战争的淬砺，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从年到北伐战争，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转变过程。他曾经多次说，在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他的思想就定型了，再也没有改变。遗憾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界淡化了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无论是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还是研究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宁愿对他在五四时期形成的“青春型”人格或米海利斯考古学著述的影响浓墨重彩，也不愿意强调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学界对郭沫若思想信仰研究的淡化，导致一些关于郭沫若是“墙头草”、“无节操”的说法有机可乘。
其次，郭沫若是中共长期的秘密党员，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
在南昌起义撤退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处境最为危险的时候，国民党正在清党，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被杀害了，也有很多共产党员意志不坚定而脱党。郭沫若在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充分说明了他认同中共的革命理念，并甘愿为此献身。这当然就绝不是人们所说的投机文人了。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其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上，他回国后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是周恩来单线领导下的秘密党员。他以代号“K”缴纳党费，他的身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连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年重新入党。对这一身份的揭示，除当事人吴奚如和女儿郭平英的相关文章外，郭沫若纪念馆后罩房“妈妈屋”展出的一封信是最直接的资料。邓颖超在这封年5月18日给于立群的信中说：“亲爱的媳妇小于：好多天不见你，常常想念着你那个小样，怪可爱的！你最惦记着的问题已经代你办好了，我和沫若兄二人作介绍人，请你准备好加进来罢！”这是邓颖超通知于立群，她和郭沫若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郭沫若当时不是中共党员，他有什么资格介绍别人入党？对于这个身份，很多学者不大明确。我到郭沫若纪念馆工作后，有一位学者每年都将他指责郭沫若脱党的文章寄给我，也有研究者公开质疑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秘密党员身份，[5]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共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争夺郭沫若，因为中共对郭沫若礼遇有加，郭沫若才支持中共的。正因为否定了郭沫若作为隐蔽战线的秘密党员身份，关于郭沫若献媚投机的说法自然就多起来了。
最后，郭沫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年流亡日本，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山之作。这本著作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介入了当时的理论斗争。当时理论界正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以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郭沫若通过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以此证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具有合法性的科学道路。他后来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更好地为现实革命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写了很多白话诗，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诗不是诗，是大白话，但郭沫若的目的是妇孺皆懂，充分发挥诗歌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功效。
近些年围绕郭沫若流言不断，如郭沫若的婚恋情况、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十七年期间的表现、《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动机等。其中一个流言是：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
这个流言越传越不堪，甚至传到了这样的程度：年于立群在整理郭沫若遗物时发现郭沫若和于立忱的混乱关系后不堪羞辱而自杀，或郭沫若娶了姊妹花，玩弄女性，等等。
这个流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谢冰莹发表在台湾《联合报》年6月15日上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回忆近50年前，有一天医院，让谢冰莹去看她，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整篇文章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故事后来广泛流传，成为郭沫若玩弄女性的滥觞。那么，这篇文章是真的吗？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其他相关人的言论仔细分析这个故事的缝隙。
首先，一位老人回忆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剧本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历历在目，非常清晰。但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会一个字一个字都能回忆出来吗？
其次，历史研究讲究证据。谢冰莹这篇文章发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当事人都已过世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说？你在人家生前说，若你说得不对，人家还可以纠正，但你偏偏在死后说。况且，只有谢冰莹一个人在说这件事，其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竟然都不知道，这可能是真的吗？孤证不足为凭。
再次，谢冰莹讲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忆恰好有出入。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关系很好，他们当时都做新闻记者。林林说于立忱病重时住在他家，谢冰莹没有参加于立忱的葬礼。谢冰莹若真是于立忱的闺蜜，于立忱病重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一个男性家住，不去闺蜜家住？如果谢冰莹真是于立忱的闺蜜，闺蜜死了为什么不参加葬礼？这恰好说明了谢冰莹和于立忱没什么关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样私密的事情，也不会告诉谢冰莹。
最后，这篇文章写作有它特殊的背景。文章最后几段大力歌颂“领袖”蒋介石，并说“领袖”蒋介石曾经非常器重“堕落文人”郭沫若，但他根本就不领“领袖”的恩情，几次背叛“领袖”。读到这里当能明白，此文是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国民党人用了伪造历史的方式诅咒一位坚定的中共党员。
很多人不注意这篇回忆的真伪，对它大肆宣扬，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的来源。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确实有过交往，郭沫若都清楚地写在了他的作品里。[7]当时郭沫若正在东京流亡，而于立忱则是《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于立忱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带着郁达夫去回访。后来于立忱回国了。郭沫若在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发现于立忱已经去世，就写了《断线风筝》，感叹自己的命运跟于立忱有些相像。他还两次拜谒于立忱的墓，把《咏风筝》这首诗写下来送给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没有超出朋友之上的两性关系。如果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一同去拜访的郁达夫不会看不出来。以郁达夫的性格，他看出来了不会不写出来。即便郁达夫不写出来，也可能有其他当事人写出来。
那个时代的人有过几次婚姻经历是正常的。郭沫若的发妻是张琼华，两人的婚姻是郭沫若20岁的时候由母亲包办的。结婚那天他就不满意，很快就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8]他在日本跟护士安娜有了爱情，一起生活了21年。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国，因日本警方监视，他不能带妻儿。郭沫若回到国内和于立群结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过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对一个人产生过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安琳。南昌起义撤退时，安琳作为女战士照顾郭沫若，由此产生了短暂的感情。郭沫若对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都知道，他还写在自己的作品里，对此，熟悉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除此之外，郭沫若没有任何绯闻。年起，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战线的领导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绯闻。
有学者告诉我，关于郭沫若的婚恋情况，不属于学术问题，大可不必花精力于此。我理解这种好意。但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对一个人的指责往往从其有违道德伦理处入手，据我所知，有些有影响的学者也曾炒作郭沫若的婚恋情况。澄清郭沫若婚恋中的不实之词，对于重新理解和评价郭沫若是不无裨益的。
有关郭沫若的流言还有很多，我只是择要讨论了五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流言？而且集中针对年后的郭沫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掌握话语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有着鲜明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70年代被压抑的那些人复出了，这批复出者对于当年的当权者多少有些意见。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学术研究的范式转移了。在郭沫若的时代，学术研究占主流的是革命史的范式，现在占据主流的则是现代化研究范式。在革命史范式下，我们会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编织进革命的进展的脉络中去。以前评价作家，会以他跟革命是否联系得紧密为标准。鲁、郭、茅都是跟革命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尤其是郭沫若，他是革命的肖子。所以对他的评价很高，周恩来、邓小平都说郭沫若是继鲁迅过后，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但20世纪80年代后，占主流的是现代化研究范式。这实际上是以全球资本主义化为准的，以怎么样朝这个方向进展为线索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学。在这一线索上，很多学者理解不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郭沫若的成就，郭沫若被理解成了异类。
第三，很多学者对学术的看法改变了。现在强调的是学术的自由与尊严，强调的是学术的独立。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被反复宣扬，要求为学术而学术。郭沫若强调的是为革命而学术，所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学术、伪学术。
第四，有关文学的观念也改变了。当下评判文学的标准是文学性，是审美，是它反映个体心灵的深度和文学技巧的圆润。但在郭沫若那个时代，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是否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今天的标准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为革命而作出的学术研究，为革命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攀权附势，都是迎合权力，当下很多学者理解不了郭沫若等人心中的革命事业。
有人说，“事件当时出现的说法，即使是谣传，至少也是无风不起浪。这类认知有可能是‘错误’的（特别是涉及政治斗争的说法，不排除有意的党派作用），但一个不实的‘谣’能够‘传’，就反映出某种时代的认知，应予足够的尊重。很多时候，挖掘出的史料虽增强了怀疑，却不足以证伪。据一些看似‘可靠’但未必足据的史料做出对或错的翻案，不如探讨那些不准确的当时说法何以形成。”[40]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能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辟谣”的工作，久而久之，“谣传”就变成了“真相”。当然，在厘清真相之后，再来研究流言之所以盛行的机制就更加具有学术价值，但这必须建立在孰真孰伪之基础上。
郭沫若并非不能反思，对他的反思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但必须建立在真凭实据的基础上。况且，当下对郭沫若的反思，无论是出于什么立场和态度，都已经够多了，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在此情况下，我们倒是应该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尤其当“反思郭沫若”是建立在一些伪造史料和不实之词的基础上时，其背后的观念结构和传播机制就更值得考察了。
之所以要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是因为笔者觉得现在需要严肃地去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不是把那段历史妖魔化并从记忆中抹去。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重新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现实需要，中国知识界需要从80年代所形成的那种对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式的拥抱热情中摆脱出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调整自己与国家、民众、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和严肃思考整个20世纪革命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而郭沫若正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借鉴和资源，这也正是严肃认真的郭沫若研究之价值所在。
其它流言：
（1）流言及真伪：因为郭沫若的批评，沈从文从文坛消失了吗？
（2）流言与真伪：郭沫若说过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吗？
（3）流言及真伪：郭沫若扬李抑杜，写作目的是为了逢迎毛泽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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